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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初春,郑维山将军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省新县人民政府寄来的信件。
当他看到这封信时,心中难免有些疑惑:“新县?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地方,难道寄错人了?”
不过,看到信封上清晰写着“郑维山将军收”几个大字,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当他准备拆开信件时,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,是杨得志打来的,催促他马上赶赴修路现场,有事商讨。
无奈之下,郑维山只好把信暂时放回家中,匆匆乘坐吉普车离开了。
两天后,郑维山回到家,看到妻子正坐在书桌前写信,好奇地问道:“你给谁写信呢?”
“给你老家写信。”
展开剩余85%“我老家怎么了?”
“你老家寄来了信,快看看吧!”
郑维山接过信一看,正是两天前那封信。仔细阅读信中的内容后,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严肃,连忙给杨得志打电话请假:
“司令员,具体情况面谈。我如果得到兵团批准,请帮我买去武汉的火车票,四个大人,两个小孩。”
杨得志听后爽快答应了贝格富配资。
第二天,郑维山处理完手头的工作,准备离开。杨得志拦住他,说:“你回家总得有个正当理由,不然彭老总问起来,我可怎么解释!”
郑维山将那封信递给杨得志,后者看过信后神情严肃,立即表示:“你去吧,后续事情交给我处理。”
就这样,郑维山将军踏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。
一路上,郑维山很少说话,心中一直在反复思索信里的内容。
原来,新县正是郑维山的故乡,不过这地名是改了的,导致他一时没认出来。信里除了介绍家乡这些年的变化,更重要的是询问当年70多名赤卫队队员的下落。
这时的新县正在进行土地改革,但遇到了难题:
十多年前西路军失利,由于情况不明,许多红四方面军战士家属遭受不公,有的甚至被当作逃兵或反革命家属处理!
当年与郑维山一同参军的70多名赤卫队员的去向不明,部分被指为叛徒,其家属在土改中受到牵连。乡亲们得知郑维山仍健在且官职显赫,纷纷向政府请求他出面作证。
得知此事后,郑维山心中想起了这些昔日战友贝格富配资,决心返乡为这些牺牲的烈士澄清冤屈,不能让他们蒙受不白之冤。
抵达武汉后,郑维山由李先念派人接至省委招待所。李先念见到他,激动地紧紧拥抱说:“活着就好啊!”
简单寒暄后,郑维山急切说道:“能不能帮我准备交通工具,我要回老家一趟。”
李先念劝道:“事情急吗?不如明天再回去?”
郑维山摇头:“事关紧急,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李先念点头,马上打电话安排。
不久,院子里备好了吉普车和大卡车,车上装着十多袋大米和面粉,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士兵。
看到这阵势,郑维山问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李先念解释:“你离乡多年,不了解情况。回乡路上有土匪,为安全起见,派警卫护送。”
郑维山敬了个军礼:“真是为我考虑周到!”
一行人乘车启程,历时一天,终于回到家乡。乡亲们听说将军归来,纷纷前来迎接。新县县长刘名榜赶到,激动地说:“盼着你回家呢!”
郑维山回应:“收到你们信件,我就马上赶回来。”
刘名榜接着介绍现状:新县正在实施土地改革,是党中央的试点地区,即将推进泗店村。但确定优抚对象成了难题。
新县作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,战争时期牺牲5万多人,有名烈士12000余人,许多参加红军的战士至今下落不明。革命胜利后,土改时不能遗漏这些烈士及家属,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人员,部分人被认为是革命烈士,部分则被指为逃兵。
刘名榜说了县里的决定:在世的革命队伍成员家庭按革命军人家庭对待;逝者若有人证明为革命献身,其家属按烈士家属优抚并分配土地。但现在仍有1万多人下落不明,其中就包括郑维山带领的那70多名家乡子弟。
郑维山讲述:“那70多名乡亲大多是泗店乘马岗区人,最初都分在红1营,由王树声领导。后来我调总部,再后来去了红30军。他们大部分留在红10师,后编入红25军,具体情况可问王树声。但我可以保证,红30军88师干部战士里,没有一个叛变。”
刘名榜总结:“您的意思是88师战士家属一律按烈属对待;负伤后流散的,未有明确结论前,按伤残军人对待。”
郑维山点头:“对,就这么办,出了问题我负责!”
刘名榜也同意了。
事情妥善解决后,郑维山来到父母墓前,跪地磕了三个响头。接下来的几天,他走访烈士家属和村庄,了解家乡发展。
因军务繁忙,郑维山不得不离开,返回部队。武汉时,李先念再次接待他,郑维山将所见所感向老首长倾诉:“我已通知新县和红安县,凡西路军失踪人员家属,一律按革命军人家属优抚。”
李先念点头说:“我也向王树声提过,他还没落实,过几天我准备去红安、麻城、新县看看。”
郑维山说:“你去可以,但说话不妥,你管全湖北,全省不止红四方面军和红30军。”
两人交谈后共进晚餐,郑维山便踏上北上的列车。
正是在他的努力下,这件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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